【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冯亚仁 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 环球时报记者 林小艺】编者的话：2026年7月4日配资公司平台，美国将迎来独立25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上的美国被国际舆论称为“衰落中”的美国：政治极化历史罕见、族群矛盾前所未有、经济霸权持续承压、国家认同今不如昔、海外战事难脱僵局……250年来，美国一步步成为超级大国，对世界格局和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叙事、外交政策也随国力变化而变化。
从今天起，《环球时报》陆续推出“独立250年，美国的变与不变”系列深度报道，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维度重新审视这一大国250年的演变逻辑。在本系列的开篇报道中，我们将聚焦政治分裂极化加剧问题，看曾经维系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共识黄金期”的纽带为何出现了裂痕。
“一个生日，两家派对策划”
“至少7个州拒绝参加‘伟大美国州博览会’，这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越发碎片化、党派化的最新表现。”《纽约时报》6月11日刊文称。“伟大美国州博览会”是今年庆典的核心活动之一，计划于6月25日至7月10日举行，据称50个州都会布设展台。在拒绝参加的7个州中，有6个州的州长是民主党人。俄勒冈州政府发言人表示，华盛顿的庆祝活动变得“更具党派色彩，令人担忧”。活动主办方“自由250”则称，即便一些州政府不参加活动，仍会保证每个州都有代表参加。
此前，该活动已受过一次打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一个生日，两家派对策划”为题报道称，今年5月，出于对“美国250”和“自由250”两个组织的混淆，多名艺人退出“伟大美国州博览会”音乐表演，称他们“被误导了活动性质”“未被告知活动包含政治因素”。
那么，“自由250”和“美国250”分别是何背景呢？早在2016年民主党当政时，国会就成立了美国独立250周年委员会，该委员会及相关独立非营利机构共同构成“美国250”，由前财政部长、民主党人罗茜·里奥斯担任主席。而“自由250”工作组的成立基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签署的行政令，主席由总统本人担任。当下，包括民主党籍参议员、“公民道德责任”等政府监督组织都对“自由250”的资金来源和分配及其与总统本人的利益关系提出质疑。
这场“派对策划”的较量是美国政治分裂、党争加剧的体现之一。美国政治系统近期在多个议题拉扯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碎片化与对抗性。
政府停摆已近乎常态。今年1月，因国会未能就国土安全部拨款及移民执法改革达成一致，联邦政府再次出现部分停摆，涉及国防、教育、劳工等多个部门，这距离联邦政府去年11月创下43天的最长停摆纪录还不足3个月。2月至4月，国土安全部因拨款争议陷入76天的停摆，刷新单一部门停摆最长纪录。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国会立法几近停滞，联邦拨款法案年初首次投票即告失败，后虽勉强推进，但立法效率极低。
当下，在移民、气候、意识形态等重要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立场分歧都很大，共识领域越发狭窄。政治暴力也明显升级。今年以来，围绕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相关问题，美国多地爆发冲突，出现执法人员与抗议者对峙甚至发生致命枪击事件，引发全国性示威。
过去如何做到“分歧不出华府”
美国两党有着辩论与妥协的历史传统。1791年以前，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还未形成正式的政党。但在华盛顿内阁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已势如水火，由于“加入政党”在当时带有负面含义，人们常用“汉密尔顿先生的朋友”或“杰斐逊先生的朋友”指代双方。二人在联邦权力、财政体系、对法国大革命态度等问题上的分歧，催生了最早的美国两大党——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
后来，两党经历了数次重组。直至1860年，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此后基本形成现代民主、共和两党对峙的政治格局并延续至今。两党党争源于美国选举制度，如选举人团制度、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胜制度等，都遵循简单多数胜出逻辑，客观上倾向于塑造和巩固两党制，不利于第三党或小党发展壮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文宗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自独立以来，美国就是一个利益多元并通过战争、选举、利益交换等方式解决利益冲突的国家。这一历史进程充斥着讨价还价，也离不开重大危机的刺激和推动。在内政问题上，两党能达成重大共识，通常与政党重组或某一政党取得的中长期政治优势有关；而在外交议题上，两党共识离不开外部挑战或部分政客刻意塑造的所谓‘外部威胁’。”
在内政层面，张文宗举例说，两党“国家不容分裂、奴隶制必须废除”的共识，离不开共和党内战后确立的政治优势。林肯领导的联邦军队击败了支持分离和蓄奴的邦联军队，维护了国家统一，也废除了奴隶制。战后重建时，联邦将“合众为一”写入历史叙事。共和党还利用对国会的掌控通过宪法修正案，从法律上废除奴隶制，确立公民平等保护条款并赋予黑人男性选举权。再比如，两党“需完善社会保障以缓和劳资矛盾”的共识，源自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深受民主党政治优势影响。为应对经济危机，民主党总统罗斯福与由该党掌控的国会推出一系列改革，约束资本扩张、强化市场监管、保护劳工权益，推动美国政治社会思潮整体左转。新政还推动了政党重组，民主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农业党，吸纳了城市劳工、少数族裔、自由派，改变了美国政治生态，促使共和党接受政策框架。
在外交层面，1947年，二战的废墟还未清除，美国又开始对“苏联阴影笼罩欧洲”感到紧张。时任国务卿马歇尔宣布了一项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当时的杜鲁门政府深知，这笔高达130亿美元的援助必须获得两党支持才能过关。为此，他们将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拉进”方案设计核心，打造出一份“跨党合作”的政治产品。1948年，国会批准“马歇尔计划”，美国国家档案馆称，这标志着“战时两党合作精神在战后得以延续，并转化为对外政策上的跨党派共识”。此后，美苏冷战获得两党强有力的支持，“冷战共识”延续了40余年。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冷战时期，白人主导的社会结构、全国统一的发展目标以及苏联带来的外部压力，使两党即便存在利益分歧，最终也能以国家利益为重、相互妥协达成内政外交大方向上的共识，形成“分歧不出华府”的稳定格局。
两党为何不再愿意妥协
1991年苏联解体，有人庆祝冷战终结，也有美国政治学家感到不安。几十年来将两党拉在一起的“共同敌人”这条绳子正在松动。此后，美国依旧四处寻找甚至刻意制造“外部威胁”。“9·11”事件后，美国发起反恐战争，两党均大力支持。2017年后，两党又形成“对华竞争”共识，部分政客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推动反华立法。
今年24岁的美国博主、二战老兵后人顾凯文（Gavin Cooley）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今两党合作远比过去困难。以前，各方普遍认为，妥协是治国理政的必要环节。而如今，美国政治愈发呈现“非黑即白”的对立态势。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写道，“外部威胁”消退不会减少国内极化，只会让原本潜伏的分裂浮现。填补“共同敌人”空缺的可能是一股更难妥协的力量——身份政治。美国人已将种族、宗教、性别、地域等多重身份认同与党派立场高度绑定。经济政策分歧本可妥协，但文化和身份妥协更像一种背叛。
在张文宗看来，美国政治分裂、党争极化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政治生态上，两党几乎势均力敌，没有一方占据中长期政治优势。其次，政治地理上，美国摇摆州数量变少，加剧两党竞争烈度。最后，人口结构上，白人占比减少的趋势加剧种族矛盾。美国新出生人口和公立小学中，少数族裔比例已过半，非法移民问题和“多元、平等、包容”政策更刺激了白人至上主义回潮。总的来说，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地域矛盾相互交织，镶嵌在美国政党政治中，让党争更复杂和激烈。
载入1787年《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本是制衡权力的设计，如今在缺乏妥协意愿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像一台相互否决的机器。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称，政治极化加剧使国会越来越无力履行职责，而行政权力持续扩张，各分支成员维护本分支权力的动力正在被侵蚀。
美国还保有纠偏能力吗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春天的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对民主制度运作方式感到不满意。顾凯文表示，在美国人眼中，两党不再是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者，更像是持续缠斗的对立阵营。越来越多美国人的亲身感受是：当选官员不再用心回应普通民众的诉求，反而更受党派利益及大额捐助者的左右。无论这一看法是否客观，它已引发民众广泛的不满与政治消极情绪。
吴心伯表示，美国两党制本身具备政策纠偏功能，即后执政党会对前任执政党的政策偏差进行调整修正。但如今这种机制已然失灵，两党往往从一种政策极端走向另一种政策极端，不仅无法修复漏洞，反而持续制造新问题，加剧治理困境。想激活美国政治制度的纠偏能力，核心在于重建两党共识体系：对外要在多极化国际格局中，统一对美国国家定位、国际责任与角色的认知，确立适配国力的对外战略共识；对内优先在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核心领域凝聚统一政策导向，同时尽可能推动自由派与保守派在文化价值观上向中间靠拢。
在顾凯文看来，美国自建国之初确立的权力制衡体系，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展现出韧性。他说：“我认为美国依旧具备自我调整与改革的能力，但前路挑战重重。当前严重的党派对立以及一味追求党派胜负拖延了民生问题的解决。这需要新一代政治人物挺身而出，需要民众重拾公共参与热情，需要各类机构重新赢得公众信任。关键在于，政界领袖与普通民众是否愿意将国家长远利益置于短期党派利益之上。”
本系列下期预告： 移民是美国独立250年以来的发展底色配资公司平台，也是“美国梦”的核心象征符号。但这一态势正发生历史性逆转——美国开始出现大萧条以来首次移民净流出现象。这是美国国内社会矛盾累积、制度治理失灵的集中爆发。这不仅体现出民众正对曾经的“民主灯塔”失去信心，也暴露了美国的国家认同减弱和社会撕裂加剧。美国还能维持自身吸引力吗？未来美国又将如何重建国家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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